正月初三。日头白惨惨的，照在原阳县城空荡荡的街道上。本该是走亲戚、喝大酒的日子，家家户户的门却都关得死紧。疫情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，砸得人措手不及。县里下了死命令，所有公职人员假期作废，大年初三这一天，全部提前上岗。街角的十字路口，很快就立起了红色的横幅，风一吹，像是一面招展的旗，又像是一道无声的令。

我家，就这么成了原阳县第一个被送进隔离点的户。那感觉，说不清是羞耻，还是惊恐。像是突然间被贴上了标签，成了异类。隔离点在城郊，原是一所废弃的党校。墙皮剥落，露出里面青灰的砖，像褪了色的旧衣裳，透着一股子寒酸气。房间里只有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。窗是铁棂的，望出去，是一方窄窄的天，和几株秃了头的杨树。起初几日，人是懵的，像被塞进一只闷葫芦，耳里嗡嗡作响，心也跟着沉下去，沉到无底的黑里。愁，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哭，而是一种黏稠的、甩不脱的腻烦，像梅雨天里发了霉的墙角，悄无声息地蔓延。

日子是熬的，一分一秒，都像在泥泞里拔腿。窗外的天，由灰转黑，又由黑转灰，看不出晨昏。人便在这无始无终的循环里，一点点地锈蚀。后来，不知是哪根筋搭对了，或是实在无事可做，便从包里翻出纸笔，写起故事来。起初是记流水账，今日吃了什么，窗外的麻雀来了几只，明日风向变了没有。写着写着，心竟静了。那黏稠的愁苦，仿佛被笔尖戳了个洞，丝丝缕缕地漏了出去。

故事是信马由缰的。有时写儿时巷口卖糖人的老汉，那竹竿上插着的糖人，在太阳下亮得晃眼；有时写村东头那棵老槐树，夏日里浓荫匝地，知了在上面没命地叫；有时甚至写一只走失的猫，如何在雨夜里哀哀地叫唤。笔下的字，起初是生硬的，像初学步的孩子，磕磕绊绊。后来竟也流畅起来，像解冻的河水，哗啦啦地淌。一天一两篇，也不求工整，不求章法，只是写，像农人种地，一锄一锄地刨，一粒一粒地种。不知不觉，几个月过去，竟也攒下了上百篇。纸页厚厚一叠，像块砖，握在手里，沉甸甸的，竟觉出几分踏实。

隔离的日子，是与世隔绝的。外面的世界如何翻天覆地，我们是不知道的。只偶尔从工作人员的只言片语里，听出些风声鹤唳。那滋味，说不清是庆幸，还是惶惑。只觉得，这方寸之地，倒成了一个小小的孤岛，任凭外面风浪滔天，岛上却自有一番天地。写作，便是这天地里的营生。它不声不响，却把那些无处安放的时光，那些郁结于胸的块垒，都化作了纸上的烟云。

后来，终于放开了。像一道闸门被提起，人潮又涌回了街巷。然而，更大的风暴却接踵而至。那毒，像长了眼睛，见人就扑。一时间，家家户户，咳声相闻，药香弥漫。人人自危，户户紧闭。我们一家，却像局外人，安然无恙。体温计的水银柱，始终稳稳地停在三十六度五，像一条平静的河。没有发烧，没有咳嗽，连个喷嚏都吝啬打。看着别人在病痛里挣扎，我们竟有些恍惚，仿佛做了一场大梦，梦醒了，自己却毫发无损。

这便是“因祸得福”么？当初被隔离的郁闷，苦愁，万般无奈，如今想来，竟像是一场劫难的预演，又像是一次命运的偏袒。若非那几个月的“囚禁”，若非那百来篇故事的消磨，这“福”字，怕是也要打了折扣。写作，原不是为了避祸，却在无意中，成了一味药。它治的不是身上的病，而是心上的病。心若静了，气便顺了，身自然也就康健。这道理，说来玄虚，却又实实在在。

汪曾祺先生写葡萄，从一月写到十二月，琐碎，细致，却透着一股子生命的韧劲。那葡萄，在雪窖里冬眠，在春风里苏醒，在夏日里疯长，在秋日里结果。人的一生，何尝不是如此？有时是被埋在雪里，有时是被架在风口，有时是被浇了大粪，有时是被剪了枝条。可只要根还在，心气还在，便总能熬过寒冬，迎来春日。

我家的这段经历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在时代的洪流里，不过是几朵小小的浪花。可对于自家而言，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。它让我明白，福与祸，原是纠缠在一起的藤蔓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看似是祸，或许正藏着福的种子；看似是福，或许也伏着祸的根苗。关键在于，人如何自处。是怨天尤人，自暴自弃，还是寻一事，寄一心，在困顿中开出一朵花来？

那上百篇故事，发在国内各大网站和报刊。可每当我翻开它们，便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隔离点，看到了窗外的秃杨树，闻到了空气中淡淡的消毒水味，也看到了那个伏在桌前，一笔一划写着故事的人。他的背影是孤独的，却也是坚定的。他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但他知道，此刻，他必须写下去。

这便是生活罢。它给你关上一扇门，或许就会给你打开一扇窗。窗外的风景，或许不是你想要的，但只要你愿意看，总能看见些不一样的东西。比如，一颗在逆境中悄然萌发的福星。（薛宏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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